打工妹性问题调查

核心提示

20年前，本报发表《三十万临时工在深圳》系列报道，其中就披露了打工妹的情感和性问题。20个春秋过去了，年轻人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已今非昔比，深圳外来务工青年的人数已从20年前的30万变为数百万，而且流向也在发生变化。随着西部地区的开发，一些贫穷边远地区的农村青年向西部中心城市集结。

于是，打工妹的性问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在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这个问题虽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但服务的力量相比庞大的服务对象却“杯水车薪”；而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为打工妹提供青春健康服务的阳光尚未照进现实。

她们不应成为被社会遗忘的对象。关注她们，实际上也是在关心我们自己。

在新疆，打工妹的性问题长久以来并不为人所关注。

这群天真烂漫的农村少女，分布在城市各种服务行业和工厂，文化程度低，大多没有技术特长，精神世界匮乏，身处城市却仍局限在农村青年打工群体的狭小生活圈里。她们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少女一样，对爱与性懵懂又好奇，由于没有渠道去了解正确的性知识，被骗、未婚先孕、流产等事件屡有发生。

近日，记者采访40余位在新疆不同行业打工的女性农民工，试图多角度反映这些年轻女孩面对性这一敏感话题而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

好奇的背后是对情感的渴望

18岁的打工妹小芳从四川老家到乌鲁木齐打工前，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交男朋友”。和很多父母一样，他们最担心女儿面对花花世界经不起诱惑。

在新疆的许多打工妹和罗芳差不多大，她们正处在对异性产生好感和强烈好奇心的年龄，在农村普遍的“性即不道德”的观念下，她们没有渠道了解性知识，而来到城市后，环境一下子变宽松了。

刘洋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店做大堂经理。一天下午，女服务员们在包厢里休息，刘洋从一个包厢旁边经过，听到女孩们的阵阵笑声，她好奇地把门推开了。

3名服务员一见到刘洋顿时惊呆了，中间那位拿着手机的女孩慌了，把手机扔在了桌子上，其余两个人则羞得满脸通红，不敢抬头看这个平时关系还不错的经理。

“你们在干吗？”

“没、没干什么！”

看到她们慌张的表情，和手机里传出的微弱呻吟声，刘洋明白她们在看“不好的东西”，她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一会儿，其中一位个头矮小的四川女孩红着脸来到刘洋的办公室，低头小声说：“经理，我本来不想看的，但确实很好奇。”

在刘洋看来，这些女孩确实应该理解：她们从家乡来到陌生的大城市，为了生存拼命打工赚钱，她们不懂城市女孩“泡吧”、“慢摇”等休闲活动，也舍不得去消费。她们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极其匮乏，平常的娱乐就是和老乡聊天、逛大街。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在为数不多的喜欢看书的打工妹里，受欢迎程度最高的就是《知音》等情感类书刊。虽然年龄小，但其中涉及性的细节，常常让她们“心潮澎湃”。

刘洋觉得，这些打工妹比一般的城市女孩更加渴望感情的慰藉，情感几乎成为这些打工妹唯一的精神依托。

[color:2d3c=darkred][b]被利用的单纯[/b]

“真搞不懂这些表面看起来很单纯的女孩到底是开放还是无知！”在一家餐厅作中层主管的徐刚对此有些困惑。

刚从湖南老家来当服务员的小希就是让徐刚说不清的这种女孩。

不到18岁的小希看起来娇小、可爱，常常像孩子般顽皮，是餐厅里的开心果。一块儿工作的一个湖南小伙子爱和她开玩笑，一天，他们拿出手机，翻出下载的性爱图片让小希看。

小希第一次看这种图片，羞红了脸跑开了。可那幅图片的情景让她久久不能平静。

不久，餐厅里一位男厨师说喜欢小希，她说不清是否喜欢他，就答应了和他交往。几天后，他们发生了性关系，小希承认她很想尝试。

小希的妈妈知道后立即让两人回老家结婚，妈妈知道，不是处女的姑娘在农村很难找到好婆家。

这让小希难以理解：“我们只是觉得好玩才在一起的，没有想过结婚的事。”

徐刚发现这些女孩找男朋友基本上没有条件，一起打工的男性随便给她们点儿好处，如给她们买点儿东西，请她吃个饭，女孩就愿意和对方同居了。

一些男性打工者说，“这些女孩有点单纯过头了，纯粹是傻，一骗一个准！”

“较之男性农民工可以通过找小姐、看黄色录像、说黄色笑话等较为直接地发泄性欲的方式，女性农民工更多的是经受心理折磨。事实上，从性心理来说，男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旦女性从传统道德观念中挣脱出来，就容易违背性道德。”曾做过新疆农民工艾滋病现状调查的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吐尔文江说。[/color]

[color:f9fd=olive][b]性骚扰之痛[/b]

在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从事足疗、美容美发、餐饮等服务业的打工妹极易被顾客进行言语、动作上的骚扰，甚至性侵犯。而这些打工妹由于没有受过专业的劳动知识培训，大都维权意识不强。同时她们也害怕别人知道后，认为她是不干净的女人，宁愿独自承受性骚扰所带来的精神苦闷。

笑起来有深酒窝的胖女孩秀柯来自四川，自从被同餐厅的男服务生侵犯后，她变得沉默寡言。

去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秀柯轮休，12人一间的宿舍只有她一人，睡梦中，秀柯感觉到眼前有个人把她的被子掀开了，趴在她身上，她猛地惊醒了，定睛一看，原来是和她一起轮休的男服务员。

“你要干吗？”秀柯推开他，却不敢大声喊叫。男女宿舍同在一层，有个门隔开，只有晚上才锁，楼下就是餐厅，秀柯害怕别人知道。那天，那个男服务员强奸了她，秀柯只能默默流泪。

没过几天，秀柯就辞职了。她几乎崩溃，从没谈过恋爱的她没想过她的第一次竟是这样的。重新换了一家餐厅的秀柯虽然表面上乐呵呵的，但她内心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可耻的事折磨着，年仅19岁的她不再幻想爱、相信爱。[/color]

[color:8545=darkred[b]]“她们几乎没有避孕常识”[/b]

在针织厂工作的蕾蕾觉得自己就像待在“尼姑庵”：早上10时出工，中午1小时吃饭时间，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9时，10小时不停地站在挡车前织毛衣，非常枯燥。吃了饭，和工友在街边溜达一会儿后，就回到10人一起居住的大宿舍里，没事做就聊天。

蕾蕾和室友们也会偶尔聊起女性生理期的问题，一天，蕾蕾大声喊，“一定要等到结婚时还保持处女之身”，旁边铺位的女孩小声地问，“什么叫处女啊”，这让不太懂男女之事的蕾蕾感到惊异，“天哪，还有比我更笨的”。

蕾蕾所在的工厂并没有开设针对她们的性教育课程，她们也很少上网、看书，几乎没有任何渠道去了解相关知识。

很多打工妹和蕾蕾一样，在这个敏感话题上缺少来自正规途径的引导。

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旁，穿过阴暗狭长的地下通道，这片建在山坡上的低矮平房成为外来打工人群的聚集地。每天晚上七八点钟，这里穿梭着年轻的打工妹，她们大多是在火车站商贸城附近打工。

顺着平缓的山坡往上走，几百米的路程就有四五家破旧的小诊所。一位附近村民指着一家小诊所说，开诊所的外地男人据说以前是兽医，根本没有行医资格，屋内设施简陋，主要从事妇科，做人流，因为在大医院做检查比较贵，囊中羞涩的打工妹大都选择在这样一些小诊所里打胎。

“这家小诊所曾经停业1年，因为一次做人流时一个女孩大出血死了。为了躲避责任，开诊所的夫妻俩就到外地躲了一年，回来后依旧大门敞开。”村民说。

在采访中，许多已经有过性行为的打工妹不懂怎么避孕，甚至从没有见过安全套。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科陈艳春大夫每天要做二三十例引产或人流手术，她发现来做人流的女孩年龄普遍偏小，有的未满18岁，甚至有的女孩经常来做，面孔很熟，她们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打工妹。陈大夫利用术后指导的间隙和她们聊天，发现她们几乎没有避孕常识。

“外地打工妹在陌生的城市打工，离开父母的监管，特别是对待性问题方面觉得很茫然，又不敢开口问，极易产生问题，需要社会对她们进行正确的引导，普及基本性知识和避孕常识。”陈大夫说。[/color]